一直以来，每每谈及自己对“地理”的理解，“空间”二字可谓是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记。“地理嘛，就是在地图上把某一地方标出来、认出来，同时要知道它的地理位置、自然特征、物产名胜以及人文风俗等情况。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能够准确定位，离开了这个前提，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类似这样的谆谆告诫，中学阶段多少都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上了大学，读了历史以后，老师也常讲“学习历史，既要注重时间，也要考虑空间”，而时间就是年代，空间则是地理。因此邓恭三先生把“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版本学”喻为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足见空间感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过，长时间强调地理的“空间属性”，似乎使大多数人忽略乃至忘却了：在注重实在性之外，地理学也常会去关注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其实，地理也是有思想的，并且还有一种专门研究它发展演变的学问——地理思想史。在拜读了唐晓峰先生的近著《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一版）一书后，自我感觉对地理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唐先生这部书的内容，集中体现在首篇的绪论和其后的十二个章节当中，可分作五个部分来理解。绪论为第一部分，简要地介绍了地理思想史的研究意义和特点，同时推荐了一些相关著作以供参考。第一章到第三章，是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有关宇宙起源的几种说法，并对其中蕴含的地理思想进行了阐释。第四章到第七章，可视为全书的第三部分。旨在揭示中国文明社会早期形成的几种空间概念——中心观念、天圆地方和分野理论。其中，在第七章作者单独将“绝地天通”这一上古传说筛选出来，对其进行地理思想史意义上的阐发，得出了中国地理思想由此走向独立的结论。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是第四部分。依次论述了商代、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地理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同时对《禹贡》一书的经典化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全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二章为第五部分。集中分析了秦汉时期地理思想萌发的新内容，讨论了《汉书·地理志》这一后世经典地理文本的示范作用。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王朝地理学”的概念，认为秦汉以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基本是在这一框架体系之内进行的，而主流地理思想的演变也未能出乎其间。

    唐先生的这部著作，从副标题可见其论述重心乃是定位于上古时期，再结合书的内容看，则主要是梳理了汉代以前中国地理思想的发展脉络。因此，本书涉及的学科范围十分广泛，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之外，还有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哲学、天文学、人类学、环境学以及建筑学等其他学科的专门知识。笔者自知学识疏漏，对于上述诸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实难驾驭，故而下文只能简单谈谈自己读此书的一些体会和想法。

    首先，作者在论述上古地理思想的发展演变时，紧紧把握住了地理思想中“秩序观”的内容。“秩序”一词，可以说是贯穿全书始末的一个核心概念。作者自陈：“我感到世界秩序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地理思想中更突出、更复杂一些，特别是在主流地理学文本中，秩序问题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因此，围绕“秩序”的建构，作者向读者梳理出了一条清晰可辨的上古地理思想发展脉络。而这条地理思想发展脉络，实际上是和上古时期华夏文明的推进、天人之际的分化、政治权威的确立以及王朝意识的强化紧密相连的，甚至可说是相互杂糅在一起的。在文明社会初期，人类面对的一切都是蒙昧的、混沌的，要生存于其间，并且是更好地生存其间，自然就需要从蒙昧步入文明，从混沌走向秩序，本书的大标题谓“从混沌到秩序”，其实这不仅是上古地理思想发展的趋向，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正因如此，所以在开辟神话（对宇宙世界生成的解释）的表述上，中西方呈现出了共通之处，即都采用了“神力创世”的故事模式，这在本书的第一章有详细论述。

     既然上古地理思想的发展与整个文明社会的演进相一致，那么地理思想的独特性还存不存在？个人以为，上古地理思想的独特性依然存在，并且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为“秩序观”的建构和强化。作者曾在《绪论》言到：“秩序观与环境观是地理学思想史关注的两大类问题”，相较西方而言，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从上古起即比较关注“秩序观”的内容。在“神力创世”的神话过后，中国大地又出现了二次开创说，即天灾地变与英雄救世的神话，作者对此论述说：“天灾的存在，令人产生原始环境存在缺陷的观念，它将开辟者的功劳打了折扣。而相比之下，抗灾救世的英雄圣贤则显出更高、更直接的价值”。由此，“圣人创世”的观念开始渐入人心，中国文化主体遂步入了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的世界。而人文世界更讲求秩序，其突出表现是对“礼”的尊崇和强调。因此，地理思想的发展更趋整齐有序，也更加突出等级地位的差别。在西周所形成的人文地理观念中，“中国”、“禹迹”、“九州”、“五服”、“九服”、“五岳”和“四渎”，无一不强调秩序的建构，突出文化、礼仪的边界区分。而这样的思想又被后来的儒家加以强化和推广，于是注重“秩序观”的内容，便成为了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的一大特色，而溯其源流，则在上古时期已见端倪（当然，并不排除上古时期很多涉及“秩序观”内容的地理文本都有后人增改的可能，但至少自西周起“秩序观”内容的强化就渐成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出现与巩固，王朝地理学也趋向成熟，“标志着一个主导性地理叙述体系的确立，它的核心是讲述、解释、捍卫王朝的社会空间秩序”。至此，“秩序观”的内容便更加稳固的存在于地理思想之中，甚至于“地理”即是“秩序”本身，而此后王朝秩序的确立与维持，也就很大程度上系于地理的建构了。

    其次，在作者论述上古地理思想从混沌到秩序的演变过程中，我感到有几个事件或史实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它们在上古地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当具有转折性意义。第一个事件，是所谓的“绝地天通”，这在全书的第七章有专门论述。由史籍所见，“绝地天通”或可称为颛顼进行的一次宗教改革，这次改革使得通天的权力被巫、祝、史等小部分人所垄断，人为割离了普通民众与天神的交往，相应的“推动了人间的独立，相对地，降低了天神的地位”。如此，地理思想的发展日益世俗化、社会化，有机会从“天人之际”转变为人人之际、人地之际，地理思想开始走向独立。

    第二个史实，是殷周易代。周革殷命，以德居之。商、周二代在制度、观念以及器物层面上存在着诸多显著的差异，王国维先生对此曾有精辟论述。他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写到：“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模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诚如静安先生所论，殷周易代之变可谓“大变革”，制度与文化上都有显著区分。以与地理思想的关联而论，商人还保持着通达的人神交往渠道，在商人的观念中，去世的先祖可以直通天神，而此后的周代则不然，天神的一方愈发遥远，就连祖先也难以企及，人神之间产生了隔离。因此，从这一角度言，“绝地天通”的传说所反映的思想变化，在真实的历史中很可能是发生在商周之际的，放在颛顼时代，当是后人的附会之词。而与这一思想上的变化紧密相关的则是统治制度的调整，商人在邦国地域的政治机制外，还依托上帝信仰——即商王通过占卜而与上帝产生的交流对话，来实现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周人灭商，史籍称其为“革命”。可见，对于商有天命的说法，周人是承认的。但殷商的天命何以可“革”呢？周人对此解释说是商人丧德所致。于是，周人便在“天命说”之中加入了“德”的成分，统治天下，不仅要有天命，还要行德。当然，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是周人抗衡商人在思想观念上采取的一种举措，反映在制度层面，则是周人创立了宗法制和分封制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周一代的地理思想在上古时期产生了一次跨越。强调“秩序观”的地理思想与政治建构更加紧密地结合，其产物就是华夏世界的地理观念得以诞生，并对此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个史实，是郡县制的确立。西周以至秦汉，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期，同时也是政治地理上的转变期。围绕如何对辽阔国土进行一统性政治建设的历史课题，古人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最终实现了从分封走向郡县，由分裂步入统一的深刻转变。应当说，郡县制的确立，较好的解决了如何以一人之力统治万里之疆的问题，皇权直接进入地方，“海内无不统焉”。故而，在此基础上王朝地理学得以应运而生。而在此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下，郡县制又与官僚制相互配合，管制地域转换为管制官员，进而实现了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的紧密结合。由此我们看到，在王朝地理学的体系内，地理不再是环境，而是秩序。某种程度上可说，地理成为了王朝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大概也正因如此，秦汉时期确立的王朝地理体系，此后一直延续不绝，直到近代西方地理科学和思想的传入，才突破了此种根深蒂固的王朝地理学体系（中国古代亦有不同于王朝地理学的思想，但不是主流，影响也十分有限）。

    由上述三个事件或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是如何趋于“秩序观”和“人文化”的，以及地理思想是如何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发展出作者所谓的“王朝地理学”的。同时，我们亦可看到，某一时代地理思想的发展总是和这一时代的历史背景互为表里，历史与地理的结合，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既可由历史来解释地理，也可由地理来阐述历史。本书对于此点的揭示，无疑是很到位的。

    总之，唐先生的这部著作读毕，诚是获益匪浅，感触良多。书中的不少论述读后都有豁然开朗之感，特别是书中对文本、材料所蕴藏地理思想的发掘以及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我很愿意将此书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