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无疑是韩少功寻根文学的又一部力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一改识分子惯常使用的居高临下视角和传统的小说叙述模式，以平和、平等的语气为基调、以词条系统为窗口，向读者讲述了马桥弓的地理环境、人事风俗、轶闻趣谈，并透过一个个具体词条，揭示了马桥人的心灵世界与独特的精神内涵。
【孰醒孰觉的语言倒置】
“醒”，在众多汉语辞书里，不仅没有贬义，而且往往被注入明亮的色彩，例如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马桥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的语言世界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指的是蠢货。“醒”字被马桥人以“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使用着，来表示一切愚行。与“醒”构成反义关系的是“觉”，“觉”意指聪明，这又与人们普遍认为的“觉”——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相背离，在他们看来，苏醒是愚蠢，睡觉倒是聪明。
因此，当儒家传统文化构建起来的那个忠心爱国的屈原，那位史上第一个遗世独立的“清醒者”，最终选择在曾被楚国驱杀的罗国遗地投江时，他当时内心是如何拷问自己一直珍视的忠贞和“醒”呢？也许那时处在罗地的屈原已是神智失常，自以为是“醒（清醒）”，却也的确是罗地马桥人认为的“醒（愚蠢）”，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与明智，地狱与天堂，形而下的此刻与形而上的恒久”。屈原到底是愚蠢，还是清醒？马桥方留给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
与屈原形成对比的是生活潦倒穷酸的马鸣，虽然人们都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简直活得像一条狗，可是，在“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一幕幕的辛酸闹剧中，他却凭着旁观者的身份，留住了一身清白。闹剧之后回头反观，到底何为才智？何为愚钝？何为“醒”？何为“觉”？
同样的语言倒置还有“贵生”和“贱生”。在马桥那里，“贵生”是指男子十八岁以前或者女子十六岁以前的生活。而当男子过了三十六岁或女子过了三十二岁，这以后的生活就叫做“贱生”，并且越老越“贱”。衡量生命的标准不是简单的生命长短，而是活着的过程是否美好幸福。这种强调生命在质而非量的思想，既是对千百年来追求长生不老的人的蔑视，也是对人的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过程的尊重。何为福气？何为遭孽？这又是一种颠覆。
【断裂与错位的时间定位】
时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作者笔下，“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光复和他儿子的时间冲突，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光复苦难的过去是他深深的伤痛，而儿子因为没有那样的经历而对父亲的痛苦无动于衷。“过去”可以让父亲泪流满面，“过去”却只是儿子的道听途说，不痛不痒，甚至厌恶。
因为时间是被感知的，所以马桥的纪年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可感知的事件，例如他们称“大跃进”时期为“办食堂”那一年，用长沙大会战那年、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等来指代“一九四八”年。这样的纪年方式常常出现差错，以用“长沙大会战那年”来代“一九四八”年为例，其实长沙会战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只是经过六年的传递才传到了马桥这里。这种根据生活经验纪年的方式虽然在与外人交流时会产生混乱，但却并不影响马桥人内部的交际，更何况人类本身就常常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比如宇宙中某星球爆炸，明明是发生在几百亿光年前，但由于几百亿光年之后其爆炸产生的强大光亮才传到地球，使得地球人以为它是在此刻爆炸，便心安理得地将这一年称作“某星球爆炸那年”。
当那段曾经被感知的历史被回忆复述时，还是当时的真实历史吗？“被感知猎取着的时间，反过来也会蚀变我们的感知。”光复回忆着过去藕的滋味好甜、而现在的藕无滋无味时，到底变化了的是藕，还是人的感觉呢？由此推论开来，我们知道、了解、可信的，又有多少呢？
【模糊与清晰的思维方式】
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一类模棱两可的话，例如“雨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我看汽车是不会来了，你最好还是等着”……这种暧昧、模糊，令人着急的方式，马桥人称为“栀子花，茉莉花”。马桥人的这种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看似矛盾的思维方式，似乎是对事物认识不清、对本质看不透彻、对绝对真理没有掌握的体现，但拨开世界的表面假象，摒弃对以往任何一种价值标准与思想观念的绝对服从后，重新面对众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物，那种“栀子花，茉莉花”的思维方式也许更能接近它们的本质。
还有在像“九袋”、“马疤子”等词语中，作者告诉我们，在那些被约定俗成的概念背后，隐藏着别样的或多样的事实。说到“乞丐”，大多数人都会想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整日以乞讨为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然而在“九袋”一词中，九袋乞丐戴世清既是货真价实的乞丐，又剥削雇工（七品以下的叫花子）；一方面拥有烟砖豪宅四个老婆，另一方面又经常穿破衫打赤脚。戴世清一生的丰富性与矛盾性，无疑是对包括芸芸众生在内的这个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的佐证，对马桥人“栀子花，茉莉花”的思维方式的支撑。人是复杂的，世界是复杂的，因此，如何能用绝对的、单一化的思维来对世界、对事物作判断呢？
【丢弃和拾起的意义观】
什么是有意义的？对一个事物，我们是因为它没有或是有意义，而去丢弃它或是拾起它呢，还是从丢弃它或是拾起它、而断定它是没有意义或是有意义的呢？
“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意义的筛选遵从的是强权和主流，虽然显得盲目，但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就是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了这样的意义观吗？
韩少功有意在颠覆这种意义观，他将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写进《马桥词典》，甚至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于是，那些在传统小说看来，对故事情节没有作用的事物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像那两棵被称作“枫鬼”的枫树。在作者眼里，树和树是不一样的，就像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两棵不同寻常的树，正是在悄然间进入了马桥几代人的生活，当人们“旁若无树”地经过它时，往往不能知道或没有记得它承载的那么多悲欢离合、人事沧桑。
同样“无意义”的还有叫“军头蚊”的大蚊子、叫“黄皮”的老狗、叫“豹猛子”的大鱼、叫“三毛”的牛……作者为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立传”，通过这种“拾起”使得人们记住了它们的意义，也显示出“众生平等”的价值观念。
“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选，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兴奋区。” “意义观”不是本能，而是习惯、文化倾向等的产物，不能因为它不具有“生命”而说它没有意义，也不能因为一个事物不具有“意义”而无视它甚至抛弃它。《马桥词典》又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新方式。
正如作者在小说中强调的，他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而准备的”。《马桥词典》不论是叙事模式上的打破传统，还是作品内容的哲学式思考，都无不渗透着具有抵抗、颠覆色彩的强烈的思辨性。这种思辨性，由语言层面深入到生存状态，直至文化秩序的层面，最终通过揭示马桥人的生存观念和价值尺度，传达出对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生存状态、价值体系与文化形态的批判与反思。也许，找寻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正需要这样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