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

◆俞玲玲 （哲学学院 哲学基地班2008级本科生）

    《菊与刀》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名著。当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政府开始制定对待战后日本的政策，但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美国政府对于盟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的深山老林中与那些可怕的顽抗分子战斗到底、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是否能不进攻日本本土而使日本投降、战胜日本后是否需要永远实行军事管制、是否保留日本天皇等问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于是，本尼迪克特受命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以求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因为两国正在交战，所以作者无法到日本去，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于是只能采取“遥研”的方式，即通过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和直接资料，同时阅读大量日本书籍和文献，并且观看日本的电影。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命名本书，旨在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能够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找到答案。

     一、严格的等级制度

    日本人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深刻地揭示出了日本人严格地遵守等级制度的观念。这种等级制度是以不同辈分、性别、年龄形成上下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伙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明治维新之后，虽然日本逐步西化，但它依然是个以贵族为主流的社会，人们的日常交往，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的程度，或对方的辈分。日语里有许多敬语，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而且在使用时还要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而且从孩提时期就得学习。作者提到，在美国陌生人之间也会拘于礼节，但是回到家时，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但是在日本，家庭生活的核心也是以性别、辈份和年龄差别为基础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不论年龄大小，要给哥哥和弟弟鞠躬。以性别、辈分以及年龄差别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日本人的等级制度观念不仅体现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而且在国际交往中，这种观念也表现得特别的强烈。二战期间，日本试图在国际等级中谋求上级，希望亚洲在其领导下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在世界上希望与欧美列强一同居于等级秩序的顶端。日本人将国内的等级制度观念转移到了国际社会交往中，在“共荣圈”的问题上，将被占领区的人民比作弟弟，自己为兄长，对弟弟的事情强加干涉，充分体现出了日本家庭中的“兄长观念”。他们认为世界各国应该统一于一个固定的等级制度之中，各国各族人民应该“各安其分”。

    总之，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

  
     二、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是本尼迪克特用来描述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作者赋予日本文化的人格类型，是对日本人行为模式的总概括。与西方的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的“罪感文化”不同，“耻感文化”更强调外在的约束力，以此来做善行。在“耻感文化”下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扬为荣，被人排斥为耻。在“耻感文化”里，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用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

    本尼迪克特没有对“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文化模式作出孰优孰劣的评价，而是认为两者各具特点。两种模式在形成过程和外在表现上存在差异：罪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涉及人与宗教的关系，而耻感文化则是人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

    “耻感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根源所在，广泛地深入人心，日本人顺应着、提倡着、遵从着它。在他们眼中，一个知耻的人就是有德之人，因此这种“耻感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范畴，也决定了日本国民性格的根本所在。在“耻感文化”的支配下，日本人的道德观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另外，由于“耻感文化”是一种他律性的道德，因此在这种文化下的个人行为是趋于分裂的：当有人（尤其时熟人）看见时，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而一旦脱离了熟悉的生活圈子或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他的行为又趋于不受约束。日本有句谚语叫“旅行之中无耻辱”，我想这也可以解释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并且时至今日，不少日本人还是矢口否认对中国的侵略和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一系列惨剧。

    “耻感文化”也使得日本不甘居于人后，内心中潜伏着强大的名誉感。为了名誉，教师不能承认自己的无知；实业家不能让人察觉到他已经接近破产；外交家也不能承认政策的失败。这种敏感性在与人竞争而失败时尤为显著，因此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来避免竞争。这种减少直接竞争的做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

    
    三、情义最难接受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要理解此话，我们就得明晰“情义”在日本所指的含义。“情义”在日本人看来是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正如在“耻感文化”支配下，个人体现出的是一种他律性的道德。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为了情义”，从中也表达了日本人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情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情义”，按字面解释就是“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是“对名誉的情义”，大体上类似于德国人的“名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对于报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偿还，刻不容缓。在公认的社会关系中，巨大的欠恩感推动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求报恩。但是欠恩又是很难受的，也很容易产生反感。另外，它与“义务”是不同的，“义务”永无止境，而 “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并且是等量回报。而对“名誉的情义”使得日本人认为，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屈辱都要认真回报，为洗刷污名而采取的报复不算侵犯。当然，复仇仅只是方式之一。对名分的情义还包括坚忍和自我克制的德行。日本人对专业上名分的情义要求十分严格，其准则就是不承认自己在专业上的失败和无知。这与他们处于“耻感文化”的支配下形成强大的名誉感是不可分割的。这两种情义有时是显然矛盾的：在日本的封建时代，武士对主君尽忠是对主君的情义，而一旦受到侮辱可以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结进行复仇，这是对自身名分的情义。在日本，这犹如一块盾牌的两面。

    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本尼迪克特没能亲自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加之对日本的历史欠缺了解，这样概括出来的日本国民性特征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视它的重要意义：作为心理人类学开始标志的《菊与刀》，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预判力，成为研究日本社会的典范文献；而本尼迪克特本人，经受住民族情绪的考验，以其冷静的态度和严谨的分析，使她的研究超出了为战争服务这一应用目的，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文刊登于本刊2011年第2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