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仲则

◆殷凌飞 （文学院2010级古代文学研究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悻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秦淮河的水声在薄暮中润出了朦胧与暧昧的气息，飘渺的丝竹在两岸林立的青楼酒家以及凌波的画舫中合着暗色流转，又一个属于诗、酒和轻歌曼舞的夜悄然笼罩。清乾隆三十二年，一位年仅十九岁的白衣落榜少年，面对这河水也载不动的秦淮风流，黯然写下了这首《杂感》诗。以此年纪成此诗，固然使人感慨他的天赋真是绝代；但十九岁就发出“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样的浩叹，真让千百代读书人都直欲高呼“说破心事惊杀人”了。秦淮的呜呜流水，吟唱的正是一曲“文章憎命达”式的悲歌。

    白衣少年名为黄景仁，字仲则。有清一代，没有一个诗人能像他那样，在短短的三十五年的生命里同时拥有那么多悲哀和痛苦，寂寞或狂放，坚定与彷徨。时人云：其诗尚沈郁清壮，铿锵出金石，试摘其一二语，可通风云而泣鬼神。试摘其名句：浓情如“记得酒阑人散后，共搴珠箔数春星”，缠绵如“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黯然如“判逐幽兰共颓化，此生无份了相思”，清冷如“短长乡梦外，断续雨声中”，悲凉如“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雄宕如“江流不合几回折，欲折涛头如折铁”，至痛如“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萧索如“吴市箫声燕市筑，一般凄断有谁怜”……诗句绮丽却又不失奇崛，凄凉激越，风骨宛然，故别具力度。

    郁达夫在《关于黄仲则》一文中写道：“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酸辛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诗人痖弦说过“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就是诗”，那么，诗人也就是能对抗时间的人了。可是这位在清代和五四时期引发无数人共鸣的诗人，在如今却似乎湮灭在人们的记忆中了。在这个仓央嘉措、纳兰性德已成无数人偶像的时代里，我们是否能在说起清代的大家时，不要遗忘这位“论诗者推为第一”的清代最天才的诗人呢？

    作为一个典型的盛世寒士，像他这样完满的人格、自由放飞心灵的诗作境界，在清代近乎奇迹。自知浅薄的文字无力触及诗人的灵魂，也注定无以真正窥见诗人曾经有过的生命历程，我所以依然徒然地敲打时空之壁，就是实在太许那般清俊的诗句；私心之下，其实一个理由都是多的。

    请允许我将时间的大幕在乾隆三十一年展开，因为这年正是诗人一生艺术生命的起点。是年仲则十八岁，正在准备三十二年秋的江宁乡试。在一家客栈里，他偶遇同为贫寒子弟出生的洪亮吉。二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引为知己。在洪亮吉的行囊里，他看到了一册汉魏乐府，从未学诗的他一见之下如获至宝，于是复习功课之余仿作。很快，洪亮吉就坦诚自己诗才远远不如仲则。我相信洪亮吉并非自谦——世上确有这么一类人，拥有别人穷尽一生都无法触及得到的才华。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写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诗词是被看做“外学”、“杂览”，应举之士倘若去做诗，就如同写了“辞官表”一般。反观仲则，“作诗辛苦谁传此，一卷空宵手自摩”这般，以诗歌为寄托，荒废举业，自然是极其致命的。果然一年后，秋应江宁乡试的他铩羽而归。诗人用世之志强烈。当命运迫使他从这一人生领域退出，受到压抑的力量便朝另一方面释放；除诗外，仲则心灵确实也无可寄托了。

    是不是因为丰富的感情纵然已经燃烧得有如一块灼热的金属，却没有受到最后的一道淬火？是不是纯净的诗神在他身上已微露峥嵘，却缺少真正萌发的力量？乾隆三十四年，诗人拉开了七年的漫游作幕时期的序幕。七年里，“湖上群山对酒尊，无山无我旧吟魂”，仲则的脚步踏遍了江南江北。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写道：“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陆游也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山水是诗人精神的外化，飞扬的诗句勾画出的是诗人飞扬的性灵。得江山之助后，清代的那个天才黄景仁来了。

    乾隆三十六年，在采石矶的太白楼上，仲则引发了一次轰动——“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在宴会上当众挥毫出一首技惊四座的长歌后，他的衣袂如白鹤欲举，风神一如滕王阁上的王勃。关于那次太白楼上的盛况，我们可以在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里看到非常生动的描述，虽然这些描述显得略带夸张和似曾相识，如学政大人研墨之类的情节，不过美丽的作品多少都含有几分误解，或至少是幻觉；没有误解和幻觉，艺术会存在吗？学政大人不吝“黄君真神仙中人”的评价，让景仁胸中因为两次乡试的失败所沉淀的郁气一下扬眉吐之。他天真地欲学盛唐的李白，走一条以诗词名动公卿之路，却不知尽管清中叶的国家政权借着可破格选拔人才的“博学鸿词”科，依然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作为掌握选拔权的官僚体系内部和作为社会舆论的文人集体里，却已经在文字狱的屠刀下修改了评判才华的圭臬。因此，结局也就可以想见了——世人重科名，仲则注定是要闲置世外的。

    浪游江南多年，五试江宁乡试不中，权作幕宾，郁郁不得志——长期功名未就让诗人此时不禁感觉非常痛苦，内心也颇不平静。人生已到中场，留下了大堆无可删改的履历。如果说中年不随之带来生活的平静，那么什么奖赏能够安慰人的青春和消耗的生命呢？最是令人伤心的是看到：平静还没有到来，岁月已迅速流逝。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诗人的诗作依然绚丽，然而却再也找不到几年前那谪仙人般的豪气了。诗人是否从此内心惆怅如秋水，无法再寻回那些旧有的沾染了英雄色彩的浪漫情怀呢？

    乾隆四十年冬，诗人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入京。在古代文人心目中，文学或者艺术并不是值得献身的至高理想，数卷诗集和担纲社稷、显赫功名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尽管他们口头上并不愿意承认。初居京师的时候，面对着新环境，诗人重新拾回信心，壮志依旧，对自己的才华并不担心；“金尽岂忧才共尽”，在略带自信的紧张中，夹杂着些许的乐观和恐惧，或许此时诗人的心态正如同一个等着初次登台的演员吧。

    的确，初到京师，仲则很快凭借才华而颇受赞赏。一时之间，不少达官贵人皆慕名而来结交。然而，诗人悲哀地发现，“全家如一叶，飘堕朔风前”，生计竟艰难于往日未成名之时。物质生活的贫困不堪来自于人情的凉薄。相较之自己以前常受的误解和刻意贬低而言，那些达官贵人的“赞赏”和“知音”更显得虚伪和做作，青眼下面隐藏的是颇鄙薄其才子习气的底子。桃花潭终究不过千尺，深不过人心；以翁方纲等人当时的文坛地位和政治地位，倘若真有心，稍稍提点，也不能使诗人沦落至斯。京师七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诗人在老谋深算的城市面前的不堪一击。

    清人杨掌生《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簿》记载：居京师的最后几年里，仲则“日唯从伶人乞食”。时或“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济慈当年无不悲愤地说：“英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英国社会在他们生时虐待了他们。”名动天下而至朝不保夕，也许是因为现实太荒谬了，那么诗人才发现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也要换一种荒谬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现实了。天才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主观意念之中，本能的保持着人的自然状态，拒绝社会对他的异化，背叛了这个社会认同的传统价值。清醒带来冷漠，冷漠带来蔑视，蔑视则意味着精神上的胜利。对仲则而言，一个天才的绝望也要用天才的方式向世界表达。

    仲则想离开了。陕西巡抚毕沅激赏其《都门秋思》里读之令人肠断的名句“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谓值千金”，资助仲则加捐县丞外放。外放意味着离开北京，仲则毫不犹豫的选择离开，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诗人明确承认自己在现实面前的全面败退，并且以一种决绝的态度离开这个令他身体与梦想都奄奄一息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小县的县令也远要比做京城达官们的座上客要好。或许仲则真的累了，就如他后世的崇拜者郁达夫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了次转型，由激愤转为了沉默——这也是人到中年后极易发生的情感变迁。

    乾隆四十八年春，这一年的桃花依旧，只是仲则的心脏此时已经步履笨拙，企图将他带往一个寒冷的国度。债主们的耐心也和病魔一样有限了；于是他踏上了去西安投奔毕沅的旅程。当马首缓缓转动的瞬间，诗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将从昔日恃才傲物、名满天下的诗人，迅速转化为一个怯弱的求乞者。生命的轻尘正在滑离弱草，这个在历史上投下流星般光芒的年轻人，火焰最后终于烧到了自己身上。在河东盐运使沈善富运城官署里，孤独的仲则终于病逝了。

    帝国的文坛震动了。看到如日中天的才名竟然换到一个如此凄凉的结局，强烈的反差终于让身处高位的文坛领袖们隐隐感到了不安——他们能感受到周围无数的目光的重量。于是他们纷纷用以不容置疑的高调来赞美仲则的天才，以最诚挚的词语来表达对仲则的爱惜——只是“生相轻薄死珍重，豪气哀情两不知”，这份爱惜从来都与活着的诗人无关。

    在绝对而具有超越性的人生理念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黄景仁晚年的悲剧给出了两者终究不能统一的答案。

    生活在整个清王朝文字狱频发的最高峰，仲则一生好唱盛世的“衰音”，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愤慨，和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价值的追求，也是他最终成为了一个“春鸟秋虫”式的放浪形骸的歌者，而非向往隐逸生活的文人。对黄景仁这类诗歌背后的异端色彩和反抗精神,文坛领军人物毕沅、朱筠、王昶、翁方纲诸人均“叹赏而不详其意之所属”,或至少假装不知。翁方纲在诗人身后编纂诗集时，将诗人两千多首诗歌居然删至只余五百，其行为背后颇耐人寻味。在他所不录的诗作里，最著名的句子当数《朝来》里那声叹息：“我曹生世良幸耳，太平之日为饥民。”在一个封建末的正直知识分子的的人生里，一旦面对上不可战胜的对手——“世”的时候，也有他不知所措的悸动。在万马齐喑的社会里，他毕竟掀开了那看似华丽的盛世帷幕，使人们看到了那里面将要一发不可收拾的溃烂。

    仲则也有其极其敏感的一面：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外物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除夕之夜，潜伏的“忧患”究竟是什么呢？盛世之悲，自西汉始就从不缺乏，然而多是自悲不遇而已，真正能从中看出末世感的，古往今来又有几人？差不多同时代的曹雪芹是一个，仲则也是一个。黄景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感觉到现实社会生活中萌生着一种新的时代的要求——对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要求。这真是继承了中国文化最优良的传统——忧患意识。中国文人心灵与性格上的忧患特征，是由于他们把个人的悲愁与天下广大民众的悲苦联系在一起，与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联系在一起，凄苦的钟声在这茫茫的空间中被放大，故显得特别悠远悲凉。这是一种民族的基因，潜藏在每一个高尚的文人的良知之中。

    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仲则，看到的无非是历史的侧影和散落的碎片。站在两百多年后的我们，却发现这些飘零的碎片最终拼合起的影像让人震惊，历史在那一刻真相大白。较之于深思熟虑，直觉常常向人提供更可靠的东西：盛世中倍感肃杀，他已经隐隐地预感到“秋”的来临——这个帝国的挽歌，在仲则的笔下已经奏响了最初的乐章。

    仲则去世三十多年后，另一个叫做龚自珍的年轻人也走上批判之路，他明白地写出了“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放言这个王朝走到了尽头。路就是这样，只要有人先踏出一步，就会有人相继跟随。后来者会体会到，在踏上这条路时，前辈曾经是凭着怎样的勇气走下去的；而且后人也知道，至少这不再是一条孤独的路。

（此文刊登于本刊2011年第3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