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大学之“大”

◆吴强（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11级博士）     

    今日国人探讨大学问题每每喜欢提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种种盛况。这种对于“老大学”的高调追捧某种程度上正也说明了当下中国大学令人失望之现状，似乎鲁迅笔下九斤老太天天念叨的“一代不如一代”颇合新旧大学人气之巨大落差。加之以刘绪贻、何炳棣、何兆武、许渊冲和齐邦媛为代表的两岸联大“老学生”回忆录或口述自传的先后出版，活脱脱一个大学“桃花源”呈现于今天你我面前。殊不知，坊间一股“民国热”流行的同时，“老大学”的种种逸闻趣事也悄然成了学界中人茶余饭后的绝妙谈资。正如孔乙己不写出“茴”字的四种写法就生怕别人不知其有学问一样，若是对“老大学”的那些个掌故不了解一二，大有离群之险。然而，国人喜欢凑热闹的毛病又再次显现。试问诸君：有几位认真研读过《<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和《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这两篇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集中阐发大学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的宏文？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谣基先生，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所言：“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希腊与罗马，但现代大学之直接源头则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从词源上来追溯，现下较为常用的英文“University”一词原无确指，大学最初之意涵也并非是今天由各个系科所组成之教学与学术研究机构，而是颇类似于中古行会由具备一定身份，并拥有一定数量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组织，即“公会”（Universitas，或译法团）。直到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公会”一词才开始应用于教师团体或学生社群，但其同样可应用于当时出现的行会组织或市政机构，并非特指大学。事实上，海斯汀?拉斯达尔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一书中就曾断言：“‘公会’这一术语是学者团体——无论教师团体抑或学生团体——的独特称谓，而非指代此类团体所在的具体地点，甚至即使师生双方联合成立的院校亦不能称之为‘大学’”。

    相比于“公会”一词，真正从词义上贴近“University”的是“Studium”一词，意为“学馆”或者“学科研习所”，而“院校”（Schools）和“城市”（City）则是容纳这些学术机构的具体场所。就含义而言，“学科研习所”包含了3个层面的意思：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前来学习和研究，而非仅限于一隅一地，这也充分说明了大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世界主义；向学生提供高层次的学科教育，囊括神学、医学和法学这3大学科，这也使大学逐步与原来单一的神学院相区别；拥有多位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教学和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则发轫自1809年普鲁士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liam Von Humboldt）创办的柏林大学。洪堡在办学导向上为柏林大学确立了“研究型大学”的方针，上课采用独具特色的“讨论班”（Seminar）形式，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究潜力。同时，学校也确立了奠基于“洪堡五原则”之上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充分给予教师和学生在学术王国内的最大自由。在洪堡思想的导引下，柏林大学获得飞速发展，成为德意志境内首屈一指的综合型大学。同时，柏林大学的发展模式也传播至国外，对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众多教育家产生极大影响。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秉持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理念就直接来源于洪堡的教育理念。

    明了大学之来源，接下来便可探讨大学之“大”。

    大学之“大”首先并非因其占地面积广阔，关键在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必须与当地历史传承有机结合，方能奏出“管弦二重乐”般的动听效果。寰视全球，西方多所一流大学往往与所在城市宛若“嵌套”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学以城市为基础，依托于城市；城市环绕大学，为其烘托。所谓“大学城”者，事实上已经很难分清到底哪是城市、哪是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海德堡、弗莱堡、哥廷根便是许许多多“大学城”的典范，它们无一不是以座落于其间的大学而闻名于世，而分散于城中各处的图书馆、著名学者故居和纪念碑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一座城市的悠久文化和厚重历史。城市以拥有一所世界著名大学自豪，而大学历史上的那些著名学者则成为城市历史文化的最好名片。牛顿与剑桥、韦伯与海德堡、康德与哥尼斯堡，两相配合、天衣无缝，大学、学者、城市，三者已然融为一体。

    大学之“大”也与其名称是否响亮、建筑是否宏伟没有必然联系，核心在于是否拥有重量级学者乃至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唐朝韩愈《师说》所云“传道、授业、解惑”。可以想见，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流的师资，如何为学生答疑解惑？更谈何授业传道？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就提出“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时过境迁，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也恰恰是目下大陆大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事实。随着近年来各大学硕果仅存的一些高龄“90后”学者的相继离世，我们在追寻，我们在反问，大师在哪？

    大学之“大”也不等于其内一定要囊括所有系科，重点在于一所大学要有对自身的明确定位。大学不是热带雨林，需处处体现生物的多样性和繁复性。一所大学应有其定位和特色发展路径，而不必东施效颦，更无需追求高、大、全。在世界一流大学中，麻省理工学院依旧重点发展“理工”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交叉研究，而“学院”校名在国人看来未免显得“穷酸破落”，恨不得一天之内从学院升格为大学。似乎唯有如此，才能与其它学校平起平坐。再比如，加州理工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和巴黎高师仍旧保留它们的小而精的特色。相比之下，国内又有多少大学仅仅几年之内就从一所地方性专科学校一跃成为面向全国招生的本科院校，众多学院摇身一变竟成为综合性大学。呜呼哀哉！

    大学之“大”更不是以其人数、规模来衡量之，大学的本质是科学知识的创新者、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一批来自世界各地愿意献身于此项崇高事业的学者们提供一个平台，交流思想，切磋学术，共同提升人类的知识水准和文明程度。正因如此，柏林大学主楼墙上挂着的画像才会是清一色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维也纳大学则将门格尔、维赛尔、庞巴维克和波普这些为大学赢得世界性声誉的著名学者半身像立于学校最显眼处。试想，当一位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徜徉于这些画像前驻足凝思时，或许他也将在若干年后端列其中，而这本身就是对后世学子的最好激励和嘉勉，以先贤为伍，砥砺奋进。

    回首历史，展望未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武汉大学将于明年迎来它的120周年校庆（1893—2013）。回顾往昔，珍视现在。借如何理解大学之“大”以追继前贤，开拓未来，再造珞珈。

（此文刊登于本刊2012年第1期上）